趣之SPAMs

 
1996年，上海学者曹锦清两入中原，借助其“亲友关系网络”，深入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，历时120余天，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本书。书成后，200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我于2004年9月购得“2002年10月第9次印刷”的版本，又迟至2005年年底方始打开阅读。时虽过矣，境未必迁。

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，处中州，号中原，乃华夏腹地，为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，书名《黄河边的中国》，其要在此。副标题《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》，则点明本书的主旨与大意。

书厚达770页，我读至300页，渐感不耐，乃中辍之，为此小文，以作小结。

此书以观察与思考交叉推进，在我而言，其“观察”的价值，似较“思考”为佳。

对中国农村的“观察”，或曰“调查”，诚如作者所言，艰难无比。难就难在调查者无法进入到现场。作者将农村视为“大小封臣”之领地，深入其间，无异于一种“侵入”。如果你尝试独自前往，则连自身的安全则都未必能够保障；若你尝试借助“大臣”的力量进入“小臣”的领地，则难免成为一种浮于形式的走马观花。作者于是采取折中的手段，借助“人情关系网络”，使自己既能够亲临现场作第一手的调查，又不致受到各种大小力量的侵犯。付出的代价，则是必须小心翼翼的保持自己的“无害性”，避免直接提出最尖锐的问题，改以间接的方式旁敲侧击获取自己想要的事实，结果就变成：虽然是第一手的资料，却不是最全面与最直观的。

尽管如此，在现实的状况下，这或许已经是一名学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了。本书出来之后，广受好评，很大一个因素，即在于此。即使是十年之后的现在，对于那些想要认认真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学者来说，“难以进入现场”的窘况，不但未有稍减，反倒有变本加厉的趋势。如曹锦清这般在“阳”面与“阴”面、官面与民面、文字面与现实面间游走的高难度技巧，仍是一种必备的能力。

观察并非最终的目的，为中国的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求解，才是曹锦清最大的心愿。曹将观察所得，归结为两个问题：农民间的合作问题，官民关系问题。对于前者，他的结论是：“中国农民”“善分不善合”，不可能自发走向自组织之路，故此农民的合作，必须自上而下，在土地家庭承包制下走第二次合作化运动的道路。对于后者，他忧心忡忡的表达了对官僚化、特权化、民“力不足”养官的无奈，并质疑以“群众运动”或“民主制度”解决问题的可行性，但终归无解，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
遗憾的是，他交出的答卷，并不能令我满意。我最大的疑问在于：“善分不善合”，是“中国农民”的特有性质吗？抑或是“中国民”的共性，乃至“民”的共性？我直觉地感到，说“中国农民”“善分不善合”固然不错，但从人性本私的观点看，则这种“善分不善合”并不足以成为某一类人的专有特性，充其量，是在不同的物质与制度环境下，表现的或多与或少而已。若是如此，以此作为前提，得出的结论，很可能谬之千里。换言之，曹锦清深入了现场，结果却也深陷现场，不得超脱。

事实上，曹自身也很明确的将思考的维度划分上、下、内、外，自上而下，自下而上，从内向外，从外向内。从这本书，也是他自觉地进行认识转向的结果，然而这一转，似乎用力过猛，将自己的视角局限到了某一个特定的层面，限制了发挥的可能性。我不禁想到，学者在“从外（西方理论）向内看”时，由于缺少对“外”的现场观察，故其对“外”的理论的理解，很是可疑；那么当他们意图转向之时，这种缺少体验的附着性的“理解”，被迅速抛离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。

我这样评论，未免有些“大言不惭”，并没有什么事实层面的依据，纯粹是远远望去，见到一个蒙蒙胧胧的身影，感觉他位置虽然对了，角度却有点诡异，连带的，对其所见所闻，都有些疑虑起来。如是而已。

Ps.如无意外，这是2005年最后一篇书评了。人体生物周期这种东西，我想是存在的，某个时段到了，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写东西，奇妙之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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